炎炎暑退茅斋静。初秋的周末早晨，阳光格外恬静。我披了一件薄外套，和朋友相约到海边走走。
“姐姐早晨（早安），买支旗啊！”我低头一看，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女孩踮着脚尖，把头一歪，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，双肩上还背着一个小企鹅书包。
我蹲下身，掏出了钱包。小女孩双手捧着钱袋，伸直手臂向我递上。胀鼓鼓的钱袋和女孩的小手形成强烈对比。我把钱币投进钱袋，小女孩撕下一张贴纸，贴在我身上，紧接着又用力拍了几下，确保贴纸不会轻易掉下。
我说了一声“谢谢”，她刚张嘴要笑，突然想起自己缺了两颗门牙，赶紧捂住小嘴，吐了吐舌头，连走带跑追向下一个目标。小女孩身旁的男士拍了拍她的小脑袋，笑着对我点点头。
对香港人而言，这一幕一点都不陌生。每逢周三或周六，大街小巷都会见到有大人带着小孩或身穿校服的学生在“卖旗”。或许太习以为常了，我到最近才意识到，这种名为“卖旗”的慈善募捐活动竟是香港独有的本土文化。
“二战”时大量难民涌入香港，香港保良局收容人数大增，向华民政务司反映希望增加拨款。对方建议卖花筹款，将筹到的款项收容难民。初期卖花筹款卖的是妇孺制作的纸花，后来改为由工厂制作。但由于成本昂贵，保良局在50年代把“卖花”改为“卖旗”。志愿者在街上提着铁钱箱，收到市民捐款后，便会向捐款人回赠一面红色小旗，作为已捐款的标志。
随着时代变迁，红色小旗变成“羽毛”，慈善机构在羽毛上附上大头针，方便捐款者扣在衣服上。再后来，加入“卖旗”的慈善机构越来越多，“羽毛”变成印有慈善团体标志的爱心贴纸，铁钱箱也演变成方便携带的钱袋。时至今日，慈善机构只要向香港社会福利署提交申请并获批，就可以在指定日期和地区“卖旗”。
我从小就有“买旗”习惯。妈妈说，那张小小的贴纸是一个“爱心徽章”，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于是每逢周六，我都会嚷着要妈妈陪我“买旗”。把钱币投入慈善钱袋那刻，我会感到很神圣、很自豪，自觉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很伟大的事。那些志愿者姐姐把小贴纸贴在我的衣服上，我就会昂首挺胸，回家后还久久不愿意把贴纸撕下。后来爸爸给我买了一本贴纸本，我把每周“买旗”的贴纸都贴在上面，整整贴满了好几本。
记得我第一次“卖旗”，穿着校服，一开始和同学一直凑在一起，不敢单独走向陌生人，深怕会被拒绝。一位中年阿姨看出我们的胆怯，主动走到我们跟前，向几个同学的筹款钱袋里各投了一个硬币，鼓励我们分散到不同街口筹款。
后来我们开始分头行动。有些市民会很热情地走上来打招呼，有些家长会把钱币交给孩子投入钱袋。尽管偶尔也会遇到一些态度不佳的路人，甚至一看到我拿着钱袋就低头绕开，但大多数人都会放缓脚步，主动掏出钱币。
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男士被我截停后，男士摸了摸口袋，尴尬地发现自己没带钱包。我说，有心做善事没关系的，说罢照样在他衣服上贴上贴纸。未几，男士喘着气折返，“太好了，你还在这儿！我回家拿钱包了。”然后把钱币塞进我的卖旗钱袋里。
还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同学分别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不同街角“卖旗”。远远看到一位老师向我们走来，我们如觅到猎物般一窝蜂涌上前，争先想要老师把钱币投进自己的筹款钱袋里。“别急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！”老师一边说，一边把钱币逐一投进我们的筹款钱袋里。不到一分钟，老师的黑色T恤就布满了“波点”图形，那是我们贴上的爱心贴纸。很多年后，老师告诉我们，其实那天他知道我们在“卖旗”，特意假装路过来为我们打气的。
香港有一句俗语，叫“多多益善，少少无拘”，意思是捐款越多越好，但少少的也无妨。香港“卖旗”并没有特定金额，大部分人都会捐出一两元硬币，有些会捐出10元20元，或者一百港元纸币。卖旗专用的钱袋开口处设计很窄，只够投进一个硬币或一张纸币，而且徒手不能把钱取出。
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对慈善筹款的监管非常严格。慈善组织一般由民间主导，但管理架构要由公众代表、行政管理人员和政府代表联合组成。行政管理人员负责慈善团体的运作管理，并要向由公众人士组成的管理决策机构报告工作情况；政府代表则需要解释相关政策并提供资助。
为了确保透明度，卖旗日筹得的善款，要由第三方人士见证点算，再按照活动指引公布款项及用途。“卖旗”成本开支不得超过筹集到款项的一成，主办团体必须就筹款及支出制定结算表，由执业会计师核证，并将核证副本呈交社会福利署。福利署通常会在每年上半年公布下一年度的售旗日数及申请细则等。
以前香港的“卖旗”活动只限于星期六上午进行，每个团体只能在香港岛、九龙或新界进行，但随着慈善团体机构增多，香港政府将“卖旗日”增添为星期三和星期六，较大规模的慈善机构更可以在全香港进行“卖旗”筹款。
微风拂过，摇曳着树梢，带起簌簌轻响，树叶缓缓落下。又一个“卖旗日”，街上的路人衣服上都贴了爱心小贴纸。空气中传来阵阵花香，蟋蟀在鸣叫，似乎在诉说一个美丽的故事。我轻轻踩在铺满金黄叶子的小径上，发出吱吱响声，这是秋天的交响乐。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，这是香港街头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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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黄芷渊
（作者系凤凰卫视高级记者）
微信编辑：纳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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